《十四五規劃：文旅共同體、共生系統與政策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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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文旅同仁們，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就《十四五規劃：文旅共同體、共生系統與政策供給》與各位進行交流。今天的內容將從三部分展開，即用游歷理論和社會表征理論來解釋文旅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及文旅規劃對共同體產生的作用、文旅系統內外部的共生系統、以及在編制“十四五”規劃中從政策供給的角度如何予以保障。

一、文旅共同體是怎樣形成的

第一個大問題，文旅共同體。什么是“共同體”？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他的很多價值觀、制度、符號等，具有共同的一套體系。這套體系，可以是傳統村落、是社區、是學校、是機關，這些都是社會共同體。所以，文化和旅游融合以后形成的共同體，我們可以把它稱為“文旅共同體”。文旅共同體的形成需要學術研究進行理論上的支持，學術共同體對文旅共同體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理論支持作用。

文旅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說文化和旅游放在一塊談，這個事情不是從２０１８年才開始。我的解釋是從人類開始有游歷活動以及在游歷的發展過程當中，文化和旅游就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從游歷的“五生”理論來解釋，游歷對知識和文化形成的溢出作用，就是一種游歷對文化的貢獻的作用。城市化以后過剩經濟下的體驗性游歷與文化體驗關系又進一步把游歷（旅行、旅游）和文化之間關系又進一步的強化，所以，游歷理論是文旅共同體形成的很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解釋。

所謂“游歷”是人類自古以來在旅途與目的地的探索（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與體驗（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活動。兩個ｅｘｐ加在一塊兒，在旅行途中和到了目的地以后，所探索和體驗的這兩樣東西，就叫做游歷（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人類的游歷活動在１８世紀之前主要是“探索性游歷”，在１８４１年以后主要是“體驗性游歷”。而“體驗性游歷”是現代旅游業或者文旅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我們說探索更多地是生理上的一些活動，而體驗則更多是心理上的活動。同時，游歷的發展是經歷了非常悠久的歷史過程。從古代甲骨文時代，中國人就樹立了“游”和“歴”的含義，這兩個含義從最初的甲骨文到青銅器的“銘文”，一直到漢唐以來，它的書寫變化很多，但是基本含義沒有變。這些游歷通過大量的旅行記錄或“游歷的記錄”得以保存。通過研究古代的游歷發展，我們發現文旅共同體的形成，它是一個有史以來就存在著的人類的活動。

游歷的發展階段或者是主要功能，分為這樣的五種情況，一是生拓（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人類為了生存空間的拓展而開展的對陌生地域的探險、探索、拓殖、有時候甚至包括軍事征服行動。二是生易（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人類為了生存（對土地、水體、礦產的占有）、生產（原料和市場）和生活（糧食、茶、香料、絲綢、陶瓷）的需要而開展的較遠距離的貿易旅行。古代旅行主要是這第２種情況，比如像絲綢之路（萬里茶道）、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等都屬于此。三是生思（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沿途和在目的地進行的上層建筑和精神活動，包括宗教信仰傳布、山水審美創作、社交文創娛樂等活動。所以“生思”是整個游歷發展過程當中，跟我們今天講的文化部所管轄的一整套東西有緊密關系的，它體現了文化與旅游的共同體的最初的形態。四是生業（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也就是１８４１年托馬斯·庫克開辦第一個旅行社以后，旅游服務作為一個產業存在，這個過程我們叫“生業”。五是生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城市化之后人類將臨時性異地生活方式視為生活品質的必要組成，是游歷發展階梯中的最高一級活動。

城市化和后城市化（后現代）的人類社會，不再將異域視為畏途，而趨向于將前往他者的生活空間的體驗（凝視）視為愉悅性的一種體驗，是構成現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游歷（旅游、旅行活動）對于人類的知識和文化的形成，特別是對歷史學、文學具有主要的貢獻。在１５世紀之前，探索性游歷階段人類的知識和文化形成，主要靠旅行活動的溢出效應，包括文化溢出、區域溢出和代際溢出。通過旅行發現知識，然后從一個區域流傳到另外一個區域，或者在不同的代際之間進行傳播。比如，生活于公元前５世紀古希臘希羅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被稱為“歷史之父”，又被稱為“旅行家之父”，其所著《歷史》一書，被認為是最早的歷史著作，他這本書的名字后面就變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學科。再如，中國的司馬遷編著的《史記》，也記載了他的旅行經歷，其特殊的游歷和他的歷史研究緊密相關。

游歷發展轉向體驗性游歷以后，其功能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它的科學及文化的發現和創新作用在下降，但是為了人類的生活質量和文化體驗，變成了旅行活動的核心追求。在過剩經濟出現以后，旅游、游歷變成了大眾化、社會化的過程，體驗性游歷變成了社會大眾所共同享有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文旅共同體的社會基礎。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的不斷提升，現在人均ＧＤＰ已經超過１萬美金，中產階級（中等收入家庭）逐步形成，致使社會大眾產生對異地生活方式的需求，從而形成了我們用游歷理論來解釋文旅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另外一個用來解釋“文旅共同體”的理論叫做社會表征理論。對于　“文化”和“旅游”兩個系統的人，剛剛合并到一起的幾年里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解釋理論。因為文旅做為一個共同體，它的這種符號交換和互認，勢必會形成一些新的沖突。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通過各種的設置、約定，共同的研究，共同話語權的形成，形成某種涂爾干所說的集體表征。伴隨集體表征的形成，文旅體系內的有機團結就實現了。

那什么是社會表征理論呢？莫斯科維奇和涂爾干（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　ａｎ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認為，人首先是社會性的，它的存在和身份都是源自集體。社會表征是集體成員所共有的觀點、思想、形象和知識結構，心理經驗是個體受所處屬集體調節和決定的。同樣一個共同體里面的人，擁有相似的經驗和觀點，分享共同的環境和語言。它產生于我們日常的交流和常識性的知識，雖然這個知識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但形成以后，對這個系統的成員存在一種近乎強制性的影響力，所以現在是我們文旅體系的人正在形成表征的過程，目前還沒有完成，面臨著新的挑戰。

因為內部的一致性觀點還沒有形成，這里面存在如霸權型表征，無約束表征和沖突性表征等。不管哪種表征，文旅共同體在形成過程中，其社會表征穩定性都會受到沖擊并進行重構。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涂爾干集體表征理論認為具體表征形成以后它就會與共同體具有一個基礎，但是共同體形成的過程當中需要社會整合。舉個簡單例子，港中旅和中國旅游集團的合并，是屬于比較同質的企業，都是原來做旅行社，然后做酒店的，這種同質性的集體表征形成過程叫做機械團結。但是文化和旅游兩個體系組合后，要基于角色互補、相互承諾的團結。很顯然，整個文旅體系的形成過程要依賴于有機團結，而不是機械團結。經歷這個過程以后，我們說文旅共同體才會真正形成。

具體如何做到有機團結呢？如何做到集體表征的實現呢？我們認為文旅發展規劃、“十四五規劃”等是一種特殊的構建大家都認同的社群符號的一個過程，規劃是一個有機團結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四五”規劃就不是簡單的規劃技術問題了，它是涉及到文旅共同體的形成和實現有機團結的途徑。在文旅機構的職責界定方面，不少內設機構與規劃相關，統籌規劃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大家會注意到這里是把文化分成事業、產業兩個部分，把旅游只認為是產業，但是實際上旅游其實也是包含事業和產業兩個部分，只是旅游的事業屬性，有時候不叫旅游事業，而叫做公共游憩。比如屬于頂層設計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中，明確指出國家公園要具有游憩功能，為國民提供游憩機會，其中游憩機會就是旅游事業屬性的體現。所以游憩、自然游憩或者自然旅游，也是文旅部門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那么統籌規劃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這個職責說明什么呢？在事業和產業的研究過程當中，可以看出文旅部門的管理比較突出了產業的規劃，也就是說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規劃是更為重要的，更為需要考慮的。但很顯然，我們也不要忽視文化事業和旅游事業的重要性。

如何解釋文旅發展規劃是一個達到集體表征的重構途徑、實現有機團結的方法？這里我們通過分析文旅部門內設機構的結構，可以看到相當多的司局處室與文旅發展規劃有關，比如政策法規司專門設立發展規劃處負責規劃組織管理工作，其他涉及規劃事宜的還有科技教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發展和資源開發等機構，尤其在旅游產品組織和規劃方面，專門設立了紅色旅游、鄉村旅游的部門。從中央一級的文旅機構設置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文旅事業發發展、特別是文旅產業發展，政府部門有非常突出的考慮。從省級地方政府層面來看，根據旅游和文化在當地的重要性或者特點，各個地方有不同的治理結構和機構框架，比如西藏，其旅游發展廳和文化廳都是獨立存在的；而海南，作為中央定位的國際旅游島，全省各市以發展旅游、自由貿易港為主，因此海南是把旅游放在前面叫海南旅游和文化廣電體育廳。其他的省基本上是文化在前面，叫文化和旅游廳。地方層面的治理結構基本上是文化＋旅游，形成大文化（廣電）＋大旅游（體育）。

所以從治理結構當中，我們就發現編制或者研究各個地方的十四五文旅發展規劃，對于文旅共同體的社群符號的形成具有強大的作用。在資源調查、利用與區域協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體系規劃，紅色旅游、鄉村旅游、度假休閑等產品開發，跨行政區的區域協調以及文化傳播與目的地營銷等方面，都需要文旅發展規劃來構建文旅共同體的社群符號。

二、文旅共生系統：多伙伴共生、空間共生和城鄉共生

接下來是關于第二個大問題，即文旅共生系統及三種情況。首先是多伙伴共生，文旅發展除了自身內部共同體的形成，還與外部環境、其他資源部門、社區發生關系。

多伙伴共生當中第一個是文旅－環境共生，在發展跟旅游相關領域的時候，要強調注意減少對環境造成干擾和破壞。兩山理論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核心是在于重構“人－地”關系、重構　“經濟－社會”生態。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由生產型社會轉向發展型社會，由原來工業、農業、制造業逐步轉轉向現代服務業。在這種情況下，旅游業或者說文化旅游，文化產業、旅游產業等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因此，在處理文旅和環境的共生系統過程當中，要做到生態平衡、利益平衡、部門制衡、多目標均衡。第二個是文旅－資源共生，這里主要是指自然資源。自然資源基礎上形成的國民游憩和生態旅游活動，隨著疫情退去，會成為剛性需求。因為游憩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基本功能之一，游憩和旅游是最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自然資源利用方式，生態和資源的管理目標，就是為整個國家建立良好的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的服務包括了供給服務、支持服務、調劑服務和文化服務。旅游或者游憩是文化服務當中的一種。在頂層設計上明確要求，國家公園要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綜合功能，在國家公園里面可以開展自然環境教育，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體驗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為國民福利的游憩機會。另外，目前正在積極推進的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工作，各相關省市自治區也在做一系列的規劃。與美國、歐洲等國家不同，它們把自然公園、文化公園一并置于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管理。但因為中國地方太大，每一種類型太多，所以形成了國家（自然）公園和國家文化公園二元體制。而目前自然保護地里面，對文化保護和遺產活化方面，學術界和有關管理部門還需要提高關注度和重視程度。通過文化沉積理論我們可以發現，整個文化認同或者文化沉積，是中國自然保護地里面一個重要的特征，這跟美國國家公園比較單一地強調自然生態和原野性非常不同。

第三個是旅游和文化遺產的共生系統。也就是說文旅－資源共生系統當中對國家文化公園的一些考慮。最近《文物保護法》正在修訂，研究如何對文物建筑和保護空間進行合理使用。在法律完善之前，實際上國家有關部門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推進活動，比如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ＩＣＯＭＯＳ　Ｃｈｉｎａ）推動的中國鄉村遺產酒店項目等等。所以在文旅共同體的形成過程當中，我們可能要引入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論。

一個地方的文化遺產開發旅游以后，面臨較多的一種批評是商業化程度太高。當然過度商業化是不太好，但是商業本身并沒有天然的道德缺陷。分析歷史可知，我們今天保護的文化遺產，大多數都是過去歷史上商業活動的結果，比如絲綢之路、茶馬古道、萬里茶道，為什么可以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因為它們是歷史上的通商之路，商業貿易活動造就了文化遺產。還有像西遞宏村、王家大院、喬家大院，都是徽商、晉商長期經營、建設的結晶。因此，我們千萬不要籠統地排斥商業，商業是文明的創造的一個重要動力，是實現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文化遺產要進行活化。

什么叫文化遺產活化？把文化遺產資源轉化成包括旅游產品、文化體驗產品在內的現代產品，保持其原址地方性，呈現其傳統景觀風貌，同時可以繼承、轉變、創新其功能，實現與現代生產、生活與意識形態接軌的思想方法和技術路徑，就是文化遺產活化。關于遺產活化和保護利用，要圍繞著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進行活化利用，文化遺產活化本身就是一種保護途徑，活化才是最好的保護。遺產活化就是要讓遺產走進生活，遺產活化的目標要實現看得到、看得懂、可參與、周邊化，這也是符合了習主席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的思想。

具體的活化方式包括有生思型活化，通過加強“生思”功能，能讓游客“邊游邊想”，能夠讓游客在思想上、審美上、在意識形態上有一個教育的過程；生悅型活化，通過加強“生悅”功能，能讓游客“邊游邊爽”，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有的看，包括各種演出、藝術展覽，整體給游客創造出愉悅性的體驗。在這個過程當中，呈現和傳播中國“生思”價值觀，包括中國人獨特的道德凝視、哲學思考，獨特的山水崇拜、景觀審美，強調天人合一發展思想，也就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體現。

多伙伴共生中的第四個是文旅社區共生系統，也就是包括文化產業、旅游產業以及有些地方的體育產業，在發展過程當中跟當地的接待地、當地的社區要有緊密的聯系，特別是像鄉村振興、旅游扶貧與民族文化，社區的參與非常重要。

文旅共生系統中第二大問題是空間共生，即國土空間規劃與文旅發展規劃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土空間規劃確定了“一總四專、五級三類”　的體系，初步解決了　“管什么”　、　“誰來管”的問題，但是，“如何用”、“如何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那么文旅發展規劃和國土空間規劃是什么關系？

應該說，現在主體功能區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多規合一，國土空間規劃的核心是土地資源的利用、配置，包括用地指標的權力、結構與協同。文旅規劃也涉及空間占用，但并非全部依賴土地，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旅游事業、旅游產業及其融合后有一定的用地需求，同時還有特定文旅用地政策的調整需求，包括如分離式居住、主題公園、高爾夫運動場地及高爾夫度假區等。文化和旅游規劃作為國家“多規合一”的重要組成部分肯定會涉及到用地的需求，需要國土空間規劃提供對文旅發展的土地占用支持。

再次，是城鄉共生，主要包括城市和鄉村的城市化過程。在這里和大家分享關于社會交換理論。再過５～１０年，７０％的人進城居住了，而進城居住的人由于城市內部環境密度過大，生活、工作壓力等，未來將通過周末回到鄉村生活、或者去到具有度假等資源條件的省市進行遠距離的旅居遷移（ａｍｅｎｉｔ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因此產生了第二住宅的需求。城鄉社會交換就是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買地造房子，農村居民把自己的宅基地通過市場交易賣給城里人，然后拿原始資本進城從事生產、生活，我們把這個過程稱為城鄉交換。這樣交換以后，鄉村的社會結構就變為由五種人構成，即原住村民、返鄉農民、旅居遷移到村子里買房子的人、觀光市民、域外訪客即國內外的游客。

三、文旅發展政策供給：假日制度、土地利用和特許經營

最后，第三個大問題是關于政策供給，主要涉及假日制度、土地利用與特許經營三方面。

在假日供給制度上，需要對中國節假日法律、行政規定進行評估，解決大眾對于節假日制度再設計的爭議，例如帶薪年假制度何時能完全落實、五一長假該不該恢復或調整等。此外，傳統節日農業節令特征明顯、紀念性突出，而現代社會外向性需求突出，歡樂、娛樂、商業需求旺盛，因此需要平衡傳統假日內向性與現代社會外向性之間的沖突。

在土地利用政策供給上，需要從中國國情再認識出發，可以說大家頭腦中一直被灌輸的“中國人多地少”這一論斷是不科學的。

第一，中國人不多。當前，中國人口已經出現懸崖式下滑的趨勢，老齡化（６０歲以上）人口比例不停增長，同時，隨著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人們應對社會挑戰的復雜性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處于“懶婚懶戀懶育”的狀態，也造成了生育率的隨之下降。

第二，中國地不少，特別是耕地。從數據上可以很有力的印證，中國的國土面積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俄羅斯、加拿大。但這兩個國家都受限于不利農業的氣候，大面積土地無法耕種，而中國的大部分土地都是處于暖溫帶、亞熱帶，耕地面積達１５０萬平方公里（俄羅斯１２０萬，加拿大４７萬）。同時，中國的無霜期２２０天（俄羅斯１８０天，加拿大１４０天），無霜期越長，莊稼長的時間越長，莊稼產量也越多。所以我們畝產有近７５０斤（俄羅斯３７０斤，加拿大２８０斤）。

那么，中國到底需要多少耕地？中國１８億畝耕地保護紅線是基于原來的人口增長假設，即中國人口會增長至１８億，但是現在國家的人口規劃里面明確了２０３０年中國人口峰值僅達１４．５億，之后就將開始下降。人口下降了，相應的糧食消耗量也會下降。中國現在的糧食生產現狀是連年“四高”，即高產量、高倉儲、高價格、高進口，食用糧食過剩，畜用飼料不足（高進口的原因）。而且隨著國民食物結構的明顯改變，一方面城鎮、鄉村居民糧食消費連續下降，另一方面城鄉居民乳制品、肉制品消費量逐年上升。國民食物結構的變化，引發對耕地的需求減少，對草地、牧地等需求增加，這與現在土地用途管制上的沖突愈發明顯。

此外，《土地管理法》規定，按照省級行政區，統一依照８０％比例保護耕地，人口流出省份和流入地區的土地供給政策上一視同仁，這個規定給城市化水平更高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帶來了更多壓力、其結果就是抬高房價到天價。最近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授權和委托用地審批權的決定》，授權省政府來審批非基本農田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同時永久基本農田轉為建設用地選取了幾個省級單位做試點。這個文件的出臺，表示高層已經意識到現有土地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必要，相信很快就會有政策跟上，為廣大人民群眾居住質量的提高，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愿望，創造必要的條件。

在特許經營政策供給方面，主要是予以自然保護地、文物空間合理利用的市場化途徑，包括自然保護地的特許經營、文物建筑與文化遺產空間的特許經營、公益圖書館／博物館的特許經營、民辦圖書館／民辦博物館的政府補貼等。例如，對于現行《文物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不得轉讓、抵押。建立博物館、保管所或者辟為參觀游覽場所的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產經營”。建議調整為“國有不可移動文物實行國家所有、專業管理、特許經營。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的經營權可以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進行轉讓，抵押。建立博物館、保管所或者辟為參觀游覽場所的國有文物保護單位，其經營權可以按照特許經營要求，作為獲得法定資質的企業的資產進行經營管理。”對于公益圖書館、博物館特許經營，強調事業型面對資產化，行政管理轉向特許經營，公益事業的社會資本參與、當地居民公共參與。同時，對于私人博物館予以政府支持，特別是意識形態管理部門的政策支持、文物部門的空間支持、財政部門的資金支持、當地社區的參與支持等。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內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