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之后,社會上對此給出了“詩與遠方“的積極評價,這里的詩泛指文化,但更是特指文化當中的各類文物古跡和博物館。筆者認為,從旅游的資源上來講,文物古跡和博物館就是各類文物旅游資源當中的“唐詩”和“宋詞”。
遺產的研究首先要研究遺產的形成過程。因為形成的過程不清楚,遺產的活化利用,也就不容易研究清楚。從普通的古物、一般的古跡轉化成文化遺產,首先要進行價值的研究,確定其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并提煉出其精華、意義。其次,要納入到國家的法制保護體系當中。在中國,不可移動的文物古跡,一般公布為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特別重要的還會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絲路遺產”的形成:從古跡、考古遺址到“文化遺產”
德國學者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這樣一個指義性概念,法國漢學家沙畹提出絲綢之路有陸上和海上之分。今天,絲綢之路已經是國際顯學,在史學、考古學、地理學、文化、藝術、政治、軍事等領域,都有絲綢之路的概念。上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了一場名為“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的全球性研究,這是世界遺產領域的文化項目。
從史學和考古學的絲綢之路,到世界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遺產,這中間轉化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也伴隨大量的研究。從1988年教科文組織啟動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到今天,研究一直在繼續。1990年——1995年,教科文組織分別安排了沙漠絲綢之路的考察、中亞草原絲綢之路考察、蒙古游牧絲綢之路考察、尼泊爾佛教絲綢之路考察等。針對海上絲綢之路,從1990年12月到1991年3月,安排了從意大利威尼斯——日本大阪的海上航行考察。
為了推動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線路類型世界遺產的產生,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2008年專門通過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憲章》,對文化線路遺產做了明確規定:無論是陸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線路,只要是有明確界限,有自己獨特的動態和歷史功能,服務的目標特殊、確定,并且滿足以下條件的線路可稱為文化線路:
a)必須來自并反映人類的互動,和跨越較長歷史時期的民族、國家、地區或大陸間的多維、持續、互惠的貨物、思想、知識和價值觀的交流;
b)必須在時空上促進涉及的所有文化間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中;
c)必須將相關聯的歷史關系與文化遺產有機融入一個動態統中。
文化線路在世界遺產框架內往往以“遺產線路”類型的名義獲得提名,并通過系列遺產的操作模式進行重構。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已經有了一些文化線路的世界遺產,法國、西班牙都有朝圣路線的文化線路遺產,南美智利、秘魯、墨西哥等也有安第斯山脈道路線路遺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遺產公約體系中,專門規定了系列遺產的概念。
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首先進行的是陸上絲綢之路的申報。有關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指導之下,組織歷史、考古、地理、文化以及文化遺產的專家學者,對陸上絲綢之路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和分類,確定申遺策略和遺產構成,從遺產構成中還劃定了保護區和緩沖區等,在確定遺產的同時,管理措施、利用模式等方面也都要有了一些基本的規定。
海上絲綢之路是最近幾年由中國率先發起并且推動的。根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專家的研究,把世界遺產的海上絲綢之路分成了6大板塊:地中海板塊、西亞板塊、東非板塊、南亞板塊、東南亞板塊和東亞板塊,確定了基本的申遺策略和遺產的構成,可以跨板塊聯合申遺,也可以在同一板塊之內有選擇的率先申遺。中國的海絲遺產研究、申報從2016年啟動,到2019年,一直處于不斷擴大的過程,從2016年4省的9個設區市的31處遺產點到2019年10省(直轄市)的30個設區市和1個特別行政區(澳門)的57處遺產點。
陸絲和海絲遺產構成(組成部分)
一般說來,世界文化遺產包括四類:第一類是文物古跡,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第二類是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第三類是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第四類是文化景觀,如中國杭州的西湖,新西蘭的湯加里羅國家公園等。
1、 陸上絲綢之路
2014年6月22日,絲綢之路在卡塔爾多哈申遺成功,命名為“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包括中國、哈薩克斯坦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的絲路遺址。陸上絲綢之路遺產分為三大類型,一是推動商貿和交通發展的基礎設施,二是包括貿易產品在內的生產性遺產,三是作為交流和交換產物的結果類遺存。在實際的申報當中分為了5種類型:中心城鎮遺跡、商貿聚類遺跡、交通及防御遺跡、宗教遺跡、關聯遺跡。
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是中哈吉三國這一段的絲綢之路,總共有33處遺址,其中有22個位于中國境內,包括河南、陜西、甘肅和新疆4個省區,另外還有哈薩克斯坦的8處遺址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的3處。世界遺產委員認為它符合世界遺產的第2、3、5、6四條標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國際視野當中的絲綢之路研究中,中國是一個重點,中國涉及到絲綢之路的廊道有很多條,不止目前成為世界遺產的這一條,而且中國境內的22處遺址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考古遺跡,如西安的大明宮遺址、洛陽的定鼎門遺址、新疆的高昌故城等中心城鎮遺址、商貿聚落遺址、交通防御遺址,如洛陽到西安之間的崤函古道、甘肅玉門關遺址等等。也包括一些宗教遺址,著名的石窟寺等。還包括已經單獨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敦煌莫高窟等,以及關聯遺址,如位于漢中的張騫墓園。但中國境內還有很多未被列入的絲路遺產,如洛陽白馬寺、陜西的漢武帝茂陵、青海的都蘭墓地、新疆的阿斯塔納墓地等。
2、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現在正在積極推動和策劃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是中國世界遺產預備清單當中的重點項目,分為三大類型,第一類屬于基礎設施,包括港口碼頭、塔,例如南京造船廠、媽祖廟等遺跡,第二類是生產設施,如寧波慈溪上林湖窯址、福建德化窯窯址,以及福建漳州的東溪窯、浙江的龍泉窯等。第三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產物,例如寧波的天童寺、泉州的清凈寺遺址,澳門的大三巴牌坊等。
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的關注和支持。研究顯示,中國的海絲遺產具有很高的價值,符合世界遺產的第2、第3和第6條標準。
文旅融合:陸絲與海絲遺產的活化利用
新時代對于文化遺產活化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非常重視,已經將其提高到了增強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以及傳播中國文化的高度。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文化影響的傳播也關系到中國軟實力。習總書記要求系統梳理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怎么樣才能讓它們都活起來?我個人認為,在行業層面的認知和行動中,有三個是非成敗的關鍵點。
1、世界遺產的體系框架——必須遵守的國際法
首先對于陸上絲綢和海上絲綢遺產的活化利用,一定要放在世界遺產的體系框架之內。世界遺產代表了進步、文明、美好、崇高的理想體系。同時世界遺產是一個密切遺產保護與當地民眾和社區的關系、推動文化對話、增強文化多樣性、助力可持續發展的事業。但更重要的,世界遺產首先是國際法,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加入了世界遺產公約,也就意味著承認公約要求各締約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國際公約經過了各國的批準之后,就必須要遵守自己的承諾,世界遺產的保護,是一個國家執行國際法、履行法律義務和責任的嚴肅問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有一個項目叫“世界遺產與可持續旅游”。這個項目里邊劃定了7個行動的方向,規定了基本原則,希望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要由地方政府保護機構、社會團體、商業機構和東道主社區協同控制。強調世界遺產地的保護展示和傳播,由旅游業來輔助實現。也就是說世界遺產也好,文化遺產也好,并不排斥旅游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要依靠旅游業,通過旅游的途徑進行推廣。
在世界遺產體系當中,對于活化利用也有專門的研究和規定。最著名的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在1999年通過《文化旅游憲章》,以及在2008年通過《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憲章》,描述了遺產如何在旅游活動當中,在旅游產業當中能夠被正確的加以展示,把文化遺產的價值、意義,向游客、向觀眾做出說明。憲章還推薦了正確活化利用評估標準。比如在鼓勵公眾意識方面,應當注意哪些方面,在確保帶給游客一段有價值的經歷方面,應當注意哪些問題,憲章規定得非常專業、細致,而且關于原則的解釋,也有一系列說法。
這些政策不應只為遺產界所認識,在旅游界也應該被廣大的從業者所熟悉。遺產地往往也都是著名的旅游地,要看到人們現在并不是簡單追求到遺產地旅游,而是希望在旅游當中學習知識、增長見識。我們應該把活化利用當成是遺產功能意義的延續,保護遺產、發揮遺產價值的重要方式。同時發展遺產旅游是旅游產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升級提高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文化遺產事業參與經濟社會建設、造福社會、服務大眾重要途徑之一。
2、破除各自偏見,相向而行
秦始皇兵馬俑被發現之后,在保護方面,國家旅游局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國家旅游局在10多年前就開始組織中國文物古跡旅游游、三國文物古跡游等。從行政機關方面來說,國家文物局和原國家旅游局一直是互相配合的比較好的。但是不可否認,在實際工作當中,文物系統和旅游系統各自都有一些偏見、問題。我認為,當下文物系統需要重點解決開放、參與和提高展示水平、優化觀眾服務等問題,而不是在旅游發展中出現了問題就給予種種限制。反過來說,旅游系統也要重點解決樹立可持續旅游觀、反對急功近利的問題。文物部門,旅游部門完全可以在《文物法》、《旅游法》以及《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基礎上達到契合。世界旅游組織也提出了可持續旅游的概念,這和文物保護、文化價值保護、文化遺產參與經濟社會建設,從宗旨上來說是完全一致的。各級地方政府現在對于文物保護非常重視,對于發展旅游也非常重視,政府的干預措施應當注意從專業的評估出發,尊重文物事業和旅游產業各自的發展規律。
文物活化利用的范例有很多,敦煌莫高窟可以作為絲綢之路文化活化利用的典型。大家都知道莫高窟是中國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也是中國著名的旅游景點,跟其他旅游景點不同的是莫高窟一直是由敦煌研究院主持和主導。被稱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老師,敦煌研究院原院長,也是共和國勛章的獲得者,她曾經幾次跟我講過關于旅游的一些切身的體會。我知道,為了搞好莫高窟旅游開放,她經常跟隨在觀眾的后面進洞窟聽講解,發現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家對于究竟能夠接待多少游客參觀洞窟心中沒底。第二個就是講解員的講解能讓觀眾聽懂和理解多少?于是她們就圍繞著這些核心問題,對敦煌莫高窟旅游開展了系列工作。
首先是開展監測,以確定莫高窟每日或者每個洞窟接待游客的最佳指標;其次是建立游客中心,事先給游客做一點科普,介紹莫高窟的由來,敦煌藝術,使觀眾在參觀莫高窟之前就有基本了解,在進到洞窟以后,身臨其境,再結合講解員的講解,這樣達到更好的參觀效果。第三是在充分的科學調查、科學監測、科學研究基礎上,精心設計旅游線路和參觀線路,哪些洞窟在什么季節開放、多大的容量等,都有一系列的計算。三管齊下,逐漸實現了文物保護、旅游參觀的平衡發展,達到了雙贏。
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旅游的典型是廣東陽江海陵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海陵島曾經被國家旅游系統評為全國最美十佳海島,那里有一艘著名的南宋時期沉船——南海I號,除了山美、海美之外,海陵島最大的優勢是有南海I號。沉船就在博物館里面,它既是考古發掘項目,也是博物館展示項目,更是吸引人們到海陵島參觀游覽的旅游項目。通過這些年的考古發掘,充分了解南宋時期海外貿易船貨裝載的基本形式,以及當時船上的生活,發現了超過18萬件珍貴文物。南海I號沉船發現,考古發掘以及保護對于研究者來說是很好的課題,對于旅游者或者參觀者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參觀和觀賞對象,也是一個很好的旅游產品。
在國外這種例子也非常多,法國拉斯科洞窟是早期史前人類的洞穴巖畫,為了保護洞窟,原窟已經徹底封閉,除了極少數的專業人員,其他人都不被允許再進入到真實的洞窟,但通過不斷的洞窟復制,也給游客提供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覺。
世界遺產作為旅游的目的地,對各國的游客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很多國家世界遺產都是非常熱的旅游地。世界遺產中心也專門通過調查分析研究,列出了旅游活動對世界遺產的威脅。根據各國調查研究得出共同的結論,旅游活動的過度發展會對世界遺產本身的保護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超出遺產地的承載能力、管理不善、游客的不文明行為以及從業者對于文化價值的理解和闡釋不夠等。所以在世界遺產的監測報告中,是需要專門報告旅游活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國文化遺產地也有中國特色的問題,比較多的是拆真建假、以假作真。
3、建立共建共享的機制,創新保護利用的形式
解決遺產活化的問題需要文化部門、文物部門和旅游部門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共建共享機制,創新保護利用形式。共建共享的基礎是《變革我們的世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議程》,從文化遺產的角度,要強調遵循活化利用的原則,要以真實性、完整性、開放性和發展性作為基本的保障,關注文物古跡作為旅游資源的特性;也關注文物旅游對于高品質旅游產業發展具有獨特的積極影響。
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作為旅游資源有不同特點。從文物角度來看,陸上絲綢之路遺產旅游較為成熟,在西部欠發達地區,是比較成熟的支柱產業。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在中國境內的22處,大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甚至那些沒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絲路遺產,也是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法制保護的環境比較好,文物保護的基礎設施情況比較好,而且在旅游界名氣也比較大,大多都是當地享譽了幾百年、上千年的名勝。因此,絲綢之路遺產旅游發展得比較成熟。
相比之下,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需要進一步去培育,引起更多的重視。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點主要是在發達地區,在東南沿海地區,北起蓬萊,南到海南島,經濟普遍比中西部要發達,旅游業也很興盛。但是海上絲綢之路作為遺產旅游的項目,目前還不成熟,主要是因為海上絲綢之路遺產的文物古跡點的觀賞性不好,名氣也不很大,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景區,線路設計也有待于進一步的去深化和提高。大海雖然很美麗,但從黃海、到東海、到南海,除了專門的海洋專家和景觀專家,一般的游客對海洋景觀的區別還是比較模糊的。所以,同樣作為絲綢之路遺產和旅游資源,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區別還是比較大的。另外海上絲綢之路遺產的保護管理狀況相對來說也更差,保護的任務更重。
在真實性和完整性的表達上,目前文化遺產參與旅游保護利用的方式主要是考古遺址公園,例如像洛陽大遺址考古公園、西安漢長安城大遺址公園,以及新疆等地著名佛寺遺址,都是考古遺址公園。在這些地方,文物部門對原址博物館建設的展示盡量豐富展示的形式和內容,同時在靠近城市近郊的地方,建設博物館、發展文化線路旅游等,雖然也有同質性的問題,但是各個遺址表現還是各有特點。
開放性在不同地區的發展程度參差不齊。指標雖然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表現形式上也有各自的差別。比如說文化創意產品,有的地方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利用、推廣力度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較大。相反,有些地方發展起來困難重重。
4、開展跨區域、跨國合作,發展文化線路的品牌旅游產品
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都具有國際性,因此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遺產,開展活化利用發展旅游產業的時候,按照文化線路的特性,打造國際旅游品牌產品,這是一個關鍵抓手。國內的12個省市想建絲綢之路旅游推廣聯盟,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個遺產體系,這都是非常好的勢頭。
目前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可持續旅游項目上都缺陷國際合作項目,世界旅游組織做了一個絲綢之路的旅游項目,據了解,在這個絲綢之路旅游項目中,文化遺產組織參與是比較多的。在國內,可能主要是旅游系統的參與,文化領域、文物領域對絲綢之路旅游項目的參與是比較有限的。
2020年5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了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的時候,作了重要指示,首先講到保護的問題,保護世界遺產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第二是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進一步指出,發展旅游要以保護為前提,不能過度商業化,讓旅游成為人們感悟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這就把發展旅游,特別是文化旅游目的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也就是說參觀文物古跡,到文化遺產地去旅游,不僅僅是一種消費行為,同時也是一個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這就需要旅游系統反思以往的旅游品牌設計中,在旅游產品打造的過程中,是不是把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當成首要目標。同時文物系統也要反思,要真正把文物古跡的展示、利用提升到宣傳中國文化、增強文化自信這樣的高度上。
不能很功利去理解總書記的指示,而是要放在一定的文化高度、放在一定的文化厚度,放在一定的文化建設的背景之下,去看待文物保護、文物利用、文化遺產和旅游產業、旅游發展密切的關系,同時要有投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建設的高度。
在發展旅游的過程當中,有的地方非常強調對于文化遺產資源的直接管理,比如說成立文旅集團,由旅游系統去管理博物館、管理文化遺產,按照旅游的(企業)經營理念去管理文博單位。事實證明,也是不夠成功的。所以,我們還是要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發展旅游一定要把文物保護放在第一位,在這個基礎上,積極探索符合遺產旅游、符合科學旅游的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