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十月，北京城街道兩邊的葉子逐漸呈現出金黃的色澤，無數異鄉漂泊的農民工又開始在內心泛起鄉愁的漣漪。但是，鄉愁再濃，也無法回去，因為故鄉已經被貧困深深包圍。

一、人民大會堂的40年扶貧記憶

10月16日的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在人民大會堂拉開帷幕。人民大會堂，這座寄托著民族崛起夢想的殿堂見證了太多歷史性時刻，今天，它將見證中國扶貧事業的新紀元。當太陽在東邊露出曙光，歷史悄悄把它收藏，這縷曙光屬于中國千千萬萬掙扎在貧困線上的農民。

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習近平發表了主旨演講時，提到當年的經歷——

 “上個世紀60年代末，我還不到16歲，就從北京來到了陜北一個小村莊當農民，一干就是7年。那時，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我當時和村民們辛苦勞作，目的就是要讓生活能夠好一些，但這在當年幾乎比登天還難。”

習近平在講話中描述了國際扶貧工作的進展情況和未來趨勢，同時明確了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四個重要方面：1，用發展為減貧奠定基礎；2，堅持政府主導；3，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4，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結合。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提及了自己的扶貧記憶。他說：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過中國絕大部分最貧困的地區，包括陜西、甘肅、寧夏、貴州、云南、廣西、西藏、新疆等地。這兩年，我又去了十幾個貧困地區，到鄉親們家中，同他們聊天。他們的生活存在困難，我感到揪心。他們生活每好一點，我都感到高興。25年前，我在中國福建省寧德地區工作，我記住了中國古人的一句話：“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至今，這句話依然在我心中。

在講話中，習近平還明確提出了五大扶貧措施：1，大幅增加扶貧投入；2，實施精準扶貧方略；3，注重抓六個精準；4，堅持分類施策；5，扶貧必扶智。并指出：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中國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重要一步。

二、旅游界的1200萬扶貧夢想

安徽黃山承載著改革開放啟蒙的記憶。今年8月18日，全國鄉村旅游提升與旅游扶貧推進會議在安徽省黃山市召開。李金早在會議上強調，要充分發揮鄉村旅游在扶貧開發中的戰略作用，著力將鄉村旅游建設成為美麗鄉村的重要載體，實現到2020年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全國17%（約1200萬）貧困人口脫貧。

人民大會堂的7000多萬與安徽黃山的1200萬，這樣兩個數字的對比，體現了旅游扶貧在全國扶貧工作中的重要位置。

人民大會堂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結束的第二天，由國家旅游局主辦、湖南省旅游局承辦的全國旅游規劃扶貧公益行動動員培訓會在張家界市召開。國家旅游局副局長吳文學、規劃財務司司長彭德成、湖南省旅游局局長陳獻春、張家界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志剛等出席會議。

會議對旅游規劃扶貧公益行動作了動員和部署，就如何高質量地編制旅游扶貧試點村旅游發展規劃進行了培訓交流。

吳文學在會上指出，規劃設計單位為試點村編制規劃要做到“五個有”，即有開發主題、有產品依托、有扶貧方式、有培訓計劃、有項目清單。這五個有實際上體現了國家旅游局副局長對旅游規劃的深刻認識。當前國內的很多旅游規劃設計機構都陷入了旅游規劃的脫鉤誤區：與發展實際不掛鉤、與地域文化不掛鉤、與民生幸福不掛鉤、與投資思維不掛鉤。這五個有牢牢拴住了旅游規劃的牛鼻子，避免了高大上的規劃泛濫，也避免了旅游規劃扶貧走入誤區。

三、規劃科學界的扶貧藝術

旅游規劃是一門科學，這是在長期的工業化訓練中造就的固有思維，直到今天都較少有人懷疑這件事情的正確性。但是，當旅游規劃下鄉扶貧之后，我們會發現，旅游規劃在鄉村面前，不能再有盛氣凌人的氣質。面對鄉村的土地，旅游規劃人在扶貧的同時，也需要虔誠地與這片土地溝通，感受鄉村的神圣，感受鄉村的出世，感受鄉村的自在，感受鄉村的生命。

這時候，那些旅游規劃的科學思維或許可以稍微不“科學”一點。因為鄉村這片土地與被卷入城鎮化浪潮的那些土地有著本質的區別。鄉村（或者說貧困鄉村）實際上是被城鎮化拋棄的邊緣地帶。作為旅游規劃扶貧的對象，它們所需要的并不是被一本厚厚的規劃硬性地植入到城鎮化浪潮中，它們更不需要成為城鎮化這個轟鳴機器的一個零件，恰恰相反，它們應該成為城鎮化的點睛之筆，成為中國瘋狂城鎮化的一片“圣地”，這片“圣地”像充滿靈氣的眼睛，賦予城鎮化鮮活的生命氣息。也就是說，旅游規劃介入鄉村扶貧，或許不應該是以單純科學名義對鄉村發展的強化和再造，恰恰相反，應該是以科學+藝術名義對鄉村身份的復活與重構。

四、以旅游規劃賦予大國秤砣新的含金量

中國城鎮化中有一個較為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城鎮化是在兩個不平衡中往前推進的。

一個不平衡是城鄉權力體系的不平衡。中國特殊的城市結構決定了省會城市對市級城市的管轄權，市級城市對縣級城市的管轄權，縣級城市對鄉村地區的管轄權。這樣一級一級管轄的架構固然是適合中國五千年治理規律的，但是也對科技推動的城鎮化浪潮形成了扭曲，導致了大中城市陷入了城鎮化的漩渦中不能自拔，超常規的公共服務體系和超常規的投資計劃吸引著超常規的人流涌入，而鄉村卻在城鎮化浪潮中被甩到了整個漩渦的邊緣地帶。漩渦中心繁花似錦卻也承受劇痛，漩渦邊緣逐漸離散卻也望洋興嘆。

另一個不平衡是城鄉傳播話語的不平衡。傳播是一個社會發展中至關重要的環節，從哲學角度講，傳播構建了社會意識的循環生態，而一切物質活動不過是社會意識循環生態的映射。中國鄉村社會的邊緣化在根本上是鄉村生活方式的邊緣化，是鄉村生活方式在主流傳播語境中的被忽略和被壓抑。以電視劇為例，在傳統城鎮化中，電視劇對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傳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導致了大量農村青年懷著城市化生活的夢想遠走他鄉。統計顯示：近年來國產劇的年產量已經接近20000集，而2009年以來，平均每年的鄉村劇總量大約僅1000多集。更悲哀的是這1000多集的電視劇中真正能夠代表農民形象，真正真實反映鄉村生活的也寥寥無幾，大多數是對鄉村現實的淺層次解讀。透過電視劇這個小小的切入口，我們能夠感受到在中國現代化的人文敘事中，鄉村也處于嚴重邊緣化的地位。鄉村的人文符號正在這種嚴重失衡的大國人文敘事體系中面臨失語的尷尬。

作為旅游規劃人，在旅游扶貧中的主要責任就是復原和再造農村的人文符號，并將這種人文符號嵌入到可持續的旅游商業模式中，將這種人文符號嵌入到公平的社會財富分配模式中，將這種人文符號嵌入到柔軟高尚的社會信仰體系中。

在這個意義上，鄉村無疑是中國這個五千年大國的秤砣。當現代化的狂飆造成了大國失衡的危機，鄉村成為了拯救大國的秤砣。鄉村扶貧也自然而然成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戰略設計環節。

作為旅游規劃人，在這樣的戰略語境下，有必要拋開硬化冰冷的科學理性之束縛，將科學理性與藝術感性融為一體，以鄉村為師，以鄉村為信仰，才能找到激活鄉村的密碼，才能為鄉村保留和創造出動人風景。

作者 張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