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發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行動綱要》首次從國家層面對大數據進行了頂層設計，為我們展現了大數據中嶄新中國圖景。

大數據“變革基因”撬動頂層設計新定位

《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對大數據做了頂層設計定位，包括認識定位、價值定位。

從認識定位上來看，《行動綱要》開篇就提出了“大數據是以容量大、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應用價值高為主要特征的數據集合，正快速發展為對數量巨大、來源分散、格式多樣的數據進行采集、存儲和關聯分析，從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服務業態。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交匯融合引發了數據迅猛增長，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大數據正日益對全球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以及經濟運行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和國家治理能力產生重要影響。”這段認識定位中有幾個核心詞，分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服務業態”“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全球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以及經濟運行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和國家治理能力”，從這幾個核心詞中可以看出，大數據這個詞具備多重身份，首先是一個技術性詞匯，代表一種信息技術，其次是一個經濟學詞匯，代表新的服務業態、新的經濟活動現象、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再次，大數據也是一個哲學詞匯，代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最后，從國家層面來看，大數據是一個政治詞匯，代表著新的戰略資源和新的治理模式。可見，“大數據”三個字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 技術性詞匯，它的衍生含義已經足夠為我們描繪出一個嶄新的世界。

從價值定位來看，《行動綱要》在第一個段落里用三句話闡明了大數據的價值：大數據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力；大數據成為重塑國家競爭優勢的新機遇；大數據成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徑。耐人尋味的是，對大數據價值定位的闡述是放在全球趨勢的語境下來進行的，《綱要》中這樣說，“全球范圍內，運用大數據推動經濟發展、完善社會治理、提升政府服務和監管能力正成為趨勢，有關發達國家相繼制定實施大數據戰略性文件，大力推動大數據發展和應用。”從這段闡述中可以看到，國家頂層對大數據的重視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大數據對于中國來說，已經成為了參與國際競爭的籌碼，成為了與相關發達國家爭奪全球話語權的籌碼。

關于大數據價值定位的闡述共有三個部分，聚焦到每個部分都能夠嗅到國家頂層自我革新的氣息。價值定位的第一部分從經濟轉型（也即經濟基礎調整）的角度來切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從國家競爭優勢和政府治理能力（也即上層建筑調整）兩方面來進行闡述。這樣的安排是基于對社會發展理論的科學理解，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數據對經濟基礎產生的影響和價值說清楚了，也就為后面的大數據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找到了邏輯起點。

第一部分中，主要論述了大數據四個層面的關系。一是大數據與“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的關系，二是大數據與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生產要素的關系；三是大數據與經濟運行機制、水平和效率的關系；四是大數據與商業模式創新、業態創新、業務創新、企業核心價值提升的關系。正是基于以上四個層面的關系重構，大數據具備了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變革基因。正是這個變革基因，讓大數據從一個科技層面的新生事物躍升到了社會層面，具備了改變社會的力量。

接下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展現了大數據在社會變革層面的價值，將大數據的“變革基因”放大到了上層建筑領域。其中值得品味的有兩句話。

第一句是：增強網絡空間數據主權保護能力，維護國家安全，有效提升國家競爭力。這句話將大數據提升到了國家主權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競爭力提升的層面。

第二句是：建立“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管理機制，實現基于數據的科學決策，將推動政府管理理念和社會治理模式進步，加快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相適應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逐步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句話中提出了四個政府“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這樣的提法尚屬首次，將大數據的“變革基因”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聯系起來，可見，大數據已經成為了上層建筑自我革新的主導力量之一。

從認識定位到價值定位，大數據在國家頂層設計中已經掌握了技術性的話語權，這個技術性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語言和政治文本，必將重構一個整個中國自上而下的國家想象和國家行動，一場技術撬動的巨大社會變革正在拉開帷幕。

大數據“變革基因”打開頂層設計新格局

《行動綱要》從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兩個層面進行了戰略部署。指導思想中，圍繞著政府、企業、法規制度和標準體系三個主體來進行了闡述。這三個主體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促進，通過不同的語言表述，我們能夠察覺到企業已經成為了三個主體詞中的重要角色，而政府則相對來說有了“弱化”意味，其中針對政府的相關表述用了“互聯開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島”、“引導社會發展，服務公眾企業”等語句。從這樣的表述可以看出，大數據“變革基因”對于政府權力起著“軟化”的作用，這種“軟化”讓政府變得更透明、更一體化、更具服務意識，可以說，大數據“變革基因”將讓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越來越可觸摸。

在總體目標中，《行動規劃》從5個方面進行闡述，分別是社會治理新模式、經濟運行新機制、民生服務新體系、創新驅動新格局、產業發展新生態。從以上這五個“新”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政治思維已經跳出了五千年“分而治之”的思維定勢，代之以“合而治之”的新思維。所謂的“合”，意味著傳統行政方式的重塑、傳統經濟生態的重構和傳統社會模型的重生，經過重塑、重構和重生，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更加美好的“數據新中國”。

有意思的是，在這5大目標中，提到了兩個時間點。一個時間點是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另一個時間點是2018年底前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臺，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衛生、就業、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資源、農業、環境、安監、金融、質量、統計、氣象、海洋、企業登記監管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合理適度向社會開放，帶動社會公眾開展大數據增值性、公益性開發和創新應用，充分釋放數據紅利，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力。這兩個時間點的明確設定，說明了大數據“變革基因”在當下中國經濟下行語境下的迫切性和關鍵性。把握住了這兩個時間點，也就把握住了中國社會何去何從的發展大勢。

大數據“變革基因”啟動系統行動新工程

《行動綱要》中把大數據建設任務分為了十大工程，分別是政府數據資源共享開放工程、國家大數據資源統籌發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數據工程、公共服務大數據工程、工業和新興產業大數據工程、現代農業大數據工程、萬眾創新大數據工程、大數據關鍵技術及產品研發與產業化工程、大數據產業支撐能力提升工程、網絡和大數據安全保障工程。這十大工程與旅游行業息息相關。

第一大工程中提到“制定政府數據資源共享管理辦法，整合政府部門公共數據資源，促進互聯互通，提高共享能力，提升政府數據的一致性和準確性。2017年底前，明確各部門數據共享的范圍邊界和使用方式，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對于旅游業來說，意味著長期以來困擾旅游業發展的統計問題將得到解決。長期以來，中國旅游統計存在重政績輕實效、重匯報輕研究、重總結輕前瞻、重套路輕更新、重局部輕全局、重靜態輕動態、重搜集輕分析等問題。隨著大數據“變革基因”的植入，未來的旅游統計將迎來精確化、系統化、動態化、應用化的新時代。

第二大工程中提到“整合各類政府信息平臺和信息系統。嚴格控制新建平臺，依托現有平臺資源，在地市級以上（含地市級）政府集中構建統一的互聯網政務數據服務平臺和信息惠民服務平臺，在基層街道、社區統一應用，并逐步向農村特別是農村社區延伸。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不再審批有關部門、地市級以下（不含地市級）政府新建孤立的信息平臺和信息系統。”這段話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嚴格控制新建平臺，二是互聯網政務數據服務平臺和信息惠民服務平臺逐步向農村特別是農村社區延伸。之所以如此強調，證明了政府信息平臺和信息系統對于國家管理的重要性，嚴格控制新建平臺是為了防范信息孤島帶來系統風險，向農村社區延伸是為了更好地強化對偏遠農村社區的管理和服務，防范邊緣風險。對于旅游行業而言，隨著信息孤島的消失，長期困擾旅游業發展的跨行業跨區域問題也將逐步解決。

第三大工程中強調“統籌利用政府和社會數據資源，探索建立國家宏觀調控決策支持、風險預警和執行監督大數據應用體系。”這意味著政府理性的本質回歸。在大數據時代，政府將逐步拋棄過去那種地方主政官員拍腦袋的決策方式，這種政府理性的回歸將帶來決策民主的新氣象。以大數據為切入，技術的力量將改變中國五千年傳承的地方父母官決策思維定勢，建立在大數據理性之上的決策民主機制將有望在不遠的將來實現。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來自旅游業的數據和決策將成為宏觀調控決策的主導力量。統計顯示：旅游業已發展成為綜合性的現代產業，旅游業對相關產業貢獻大幅提升，2014年，中國旅游業直接、間接和引致創造的GDP占全國總量的9.4%，國家信息中心課題組的測算則達到10.2%。可見，旅游業產生的相關大數據也將成為政府和社會數據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第四大工程中，《行動綱要》強調，“探索開展交通、公安、氣象、安監、地震、測繪等跨部門、跨地域數據融合和協同創新。”并提出建立“綜合交通服務大數據平臺和旅游投訴及評價全媒體交互中心”。這意味著旅游業和交通業之間的協作將越來越頻繁密切。交通業也將因為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在旅游業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交通企業也將逐步成為旅游業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主導力量。以交通數據和旅游數據的融合為契機,交通公共服務和旅游公共服務水平將全面提升.共同支撐起旅居共享的嶄新生活空間。

在第五大工程中，《行動綱要》從工業大數據應用、服務業大數據應用、數據應用新業態、電子商務大數據應用四方面做了非常細致的闡述，其中將工業大數據應用放在首要位置，體現了工業仍舊是國家發展的首要支柱產業。無論從現實的世界經濟競爭格局來看，還是從歷史發展經驗來看，制造業始終是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行動綱要》中強調“積極推動制造業網絡化和智能化”，這體現了國家高層對于制造業競爭趨勢的深刻理解。

在提到電子商務大數據應用時，《行動綱要》強調“電子商務企業應依法向政府部門報送數據”，可見，大量商業數據資源將納入國家法律體系范疇。

值得深思的是，對于旅游業來說，無論是工業大數據應用、服務業大數據應用、電子商務大數據應用，還是其他數據應用新業態，都將對旅游業帶來巨大商機。尤其是在“旅游+”的語境下，基于數據的行業融合和基于旅游的行業融合將共同催生出大量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產品、新解決方案。從旅游營銷來看，基于大數據應用的旅游營銷將使得品牌更獨特、產品更個性、營銷更精準。從旅游新業態來看，旅游金融、旅游數據服務、旅游數據處理分析等業態將不斷產生。

在第六大工程中，單獨對農業大數據做了闡述，實際上，農業大數據放在第五大工程中也未嘗不可，但是，作為一個單獨工程來強調，說明農業在中國的國家語境中，仍舊有著非同凡響的價值，畢竟這個國家有著五千年的農業文明，雖然大量農民漂泊在異鄉，但是，隨著國家對政策對農村的實質性傾斜，未來農村將成為中國社會重要的緩沖帶和彎道超車帶。《行動綱要》中指出：“加強全球農業調查分析，引導國內農產品生產和消費，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縮小城鄉數字鴻溝，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其中，縮小城鄉數字鴻溝的提法并不是僅僅為了讓人眼前一亮，這句話背后隱藏著更加深刻的意味，那就是中國五千年農業文明中將增加新的內涵——數據文明。數據文明與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文明有著本質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植入對于中國農村地區來說，并不是數據調查分析系統工程和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對農業生產效率、農民生活質量的提升，更是對農村社會文明的現代化改造。

對于旅游行業來說，這一切意味著鄉村旅游信息綜合服務的完善，意味著鄉村旅游資源要素數據共享的實現，意味著鄉村旅游產品研發的精細化、高效化、個性化趨勢將越來越明顯。

第七大工程與第六大工程都作為單獨的工程來表述，實際上都是對當下中國政策語境的響應。無論是現代農業大數據工程，還是萬眾創新大數據工程，都意味著中國經濟再騰飛的希望，意味著國家對微觀層面創新活力的激發和渴求。畢竟這個國家在宏大敘事中經歷了粗放式的狂飆突進，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微觀創新力量一直沒有在經濟發展中找到與宏觀創新力量實現平衡的支點。如今，當宏大敘事的粗放式發展走到氣喘吁吁的境地，唯有不惜一切代價激活微觀創新力量，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涅槃重生。于是，我們看到了現代農業大數據工程和萬眾創新大數據工程被單獨重點闡述的文本。從文本中的每一句話中，都能夠讀出一份來自頂層的懇切與真誠之聲音。

這段中的亮點在于“知識服務大數據應用”，這段中提到“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對各領域知識進行大規模整合，搭建層次清晰、覆蓋全面、內容準確的知識資源庫群，建立國家知識服務平臺與知識資源服務中心，形成以國家平臺為樞紐、行業平臺為支撐，覆蓋國民經濟主要領域，分布合理、互聯互通的國家知識服務體系，為生產生活提供精準、高水平的知識服務。提高我國知識資源的生產與供給能力。”可見，中國知識分子將在未來獲得空前的尊重，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的輸出者。

實際上，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在李金早掌舵的中國旅游新格局中早已浮現，作為一位學者型官員，李金早對知識的價值非常重視。今年旅游行業率先成立的“中國旅游智庫”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

當知識分子真正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的輸出者時，意味著一個國家已經從大國崛起的宏大氣魄中找到了一份淡定從容的深沉之靜氣，意味著一個國家在經濟狂飆之后，有了一份成熟的反思與前瞻。

第八大工程與第七大工程一脈相承，有了知識資源的生產與供給能力，自然也就進一步衍生出大數據關鍵技術及產品研發與產業化能力。在這部分段落中，強調了大數據基礎研究、大數據技術產品研發、大數據 技術服務能力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對于任何一個行業和企業都是具有巨大價值的。而且，這三個方面中都提出了帶有行業革命價值的計劃。在大數據基礎研究方面 ，提出了以橫向跨學科、跨行業方式建立數據科學的學科體系、研究大數據計算的新體系和大數據分析理論、建立數據科學驅動行業應用的模型。在大數據技術產品研究方面，提出了縱向構建數據存儲、整理、分析處理、可視化、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等領域技術產品體系。在大數據技術服務能力方面，提出了深度促進大數據與各行業應用的融合。一“橫”一“縱”一“深”，可謂層次清晰、布局完整。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行動綱要》的落地性和實操性。

對于旅游行業來說，大數據驅動的知識更新將改變旅游規劃技術、改變旅游產品研發技術、改變旅游與各行業的融合方式。

第八大工程、第九大工程、第十大工程之間有著較為緊密的關聯，從目標確定的時間點來看，三者都在 2020年確定了時間點。分別是：到2020年，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數據處理、分析、可視化軟件和硬件支撐平臺等產品；到2020年，培育10家國際領先的大數據核心龍頭企業，500家大數據應用、服務和產品制造企業；到2020年，實現關鍵部門的關鍵設備安全可靠，完善網絡安全保密防護體系。可見，這三個目標是這三大工程中較為緊迫的內容，所以才以明確的時間點來強調出來。

從大的格局來看，第八大工程、第九大工程、第十大工程是整個行動綱要的支撐與保障，分別從技術、產品、服務、產業、企業、國家安全等層面闡述了整個行動綱要落地實施的支撐點與保障點。

縱觀全篇，《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里潛藏著中國社會全面變革的新能量。這種能量不僅僅來自大數據技術，更來自大數據技術植入之后產生的政府理性的回歸、企業文化的革新、知識理性的融合以及公民理性的重塑。讓我們期待著大數據技術與大數據理性催生的大中國新時空——璀璨且和諧。

 作者：張棟平